1995年我刚进入华为不久，有人问我四通与华为的区别时，我脱口而出：四通能培养企业家而华为不能。这一点从任正非迟迟无法找到自己的“替手”就可见一斑。曾国藩说：做大事者，以寻找替手为第一要义。任正非也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某些意识以及管理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似乎有意不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认为华为的很多干部能力都很强，拿出来都不一定比杨元庆、郭为差。杨元庆的3年规划其实就是失败的，但是联想允许人失败。而华为不同，它既是一个给人机会待遇的地方，又是从不给人独立操作企业的舞台和机会的地方。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他们在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可能丧失独立的意志和人格。那些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我是华为高层中惟一没被任正非骂过的，原因之一是我年龄大（华为内部年龄最大的副总裁），任比较给面子；第二他也知道我自尊心很强，工作比较自觉。我在孙亚芳面前就曾说过：“如果任总无缘无故羞辱我骂我，我会拂袖而去。”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我并不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对我这样的“外人”他还是有所顾忌。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李玉琢式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段永基为干部的成长着急过，对于各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工作和发展空间的。
在华为内部，曾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有李一男、聂国良、郑宝用、孙亚芳等人，但迄今为止，只有孙亚芳一人还留在华为，其他人都已经离开。
李一男是华为副董事长，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郑宝用是华为惟一的常务副总裁，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人品也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